影院一开张，便获得了轰动性的成功。不到三个月，吴思远又在上海新天地开了第二家影院，生意依旧火爆。对此，吴思远至今都感到很自豪：“不是说电影市场好了我才投资，而是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。”目前，UME在内地共有37家投入运营的影院，在建的还有5家，今年底就能开业。UME还将签约十几家影院，很快便能达到50家。
吴思远清晰地记得，华星店开业那天，他和UME影院管理集团CEO陆遥非常激动，二人在影院门前的旗杆下合影，“当时的我还属于英气勃发，十多年间，确实苍老了很多。”
“制片厂一点利益都没得到，
怎么有拍好片的积极性呢”
毋庸置疑，吴思远是一位成功的制片人和影院大亨。但其实，他对香港电影更大的贡献在于，曾倡导、推动了一些影响整个行业的制度性变革。而第一个便是有关合拍片的优惠政策。
2003年，为促进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的共同繁荣，中央政府将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《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》（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，简称CEPA）。最初，CEPA里并无电影业一席之地。当时，香港电影开始走下坡路，东南亚市场大幅萎缩。吴思远想：要是CEPA能加上有关电影的优惠政策，就好了。
一次，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请吴思远吃饭，吴思远便问：“董先生，CEPA里能不能加入电影啊？”董建华一听，觉得这的确会对香港电影业有帮助，也很高兴，但他也跟吴思远坦言，这也许会很困难。吴思远便缠着他，请求他能不能帮香港电影想想办法。
“后来，有关电影的政策真的加到了CEPA里！”吴思远回忆，当董建华打电话告知他这一好消息时，他还在上海，但在第一时间飞回了香港，又叫上时任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的梅艳芳，举行了一场媒体见面会，向社会公开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。
“我前段时间见到董先生，还跟他说，特别感激他为香港电影做出的贡献。CEPA里关于合拍片、香港电影进口的优惠，为香港电影争取到更大的生存空间，促进了两地电影的共同发展。”吴思远说。
内地现在普遍实行的票房分账发行制度，也是由吴思远当年最早提出并实践的。
吴思远来内地取景时发现，内地的电影发行，仍采用“卖拷贝”这种落后的方式。各大制片厂都没有发行权，拍完影片后，要交给中影公司，由中影垄断发行，然后一个拷贝一万多元钱卖给地方影院，赚的钱，大部分都是中影的，与制片厂无关，“制片厂一点利益都没得到，怎么有拍好片的积极性呢？”
有一次，时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的田聪明对吴思远说：“老吴呀，你介绍一点国际上的先进经验给我们呗。”吴思远便把怎么分账、怎么让大部分票房收入归片方所有，一一解释给他听。田聪明当即拍板：“好！我们搞第一部试验，就从你的《黄飞鸿之三：狮王争霸》开始。”
于是，这部与北影厂合拍的武侠片，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票房分账的影片。“这个在中国电影史上要写一笔！”吴思远的自豪感溢于言表。
说到大陆、香港、台湾三地导演研讨会这一制度，吴思远是最初的发起人。上世纪80年代，吴思远发现很多香港电影人对内地一无所知，也缺乏交流。香港电影界与台湾电影界的交流更密切一些，但也没有十分完善。
1988年，香港电影导演会成立，吴思远是首任会长。他提出建议：能不能搞一个两岸三地导演研讨会？不过，在当时的条件下，激烈的反对声四起。但他没有放弃，各处周旋。最终，在他的努力下，研讨会终于获得批准。1992年1月10日至15日，第一届“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”在香港举行。内地导演谢晋、谢铁骊、谢飞来了，台湾导演李行、朱延平、王童来了，香港影坛的主要领路人更是几乎全部到场。大家共聚一堂、倾心交流……这一研讨制度，延续至今。
结语
似在朝夕，香港回归已至廿载。彼时此间，香港文娱人士北上耕耘，共促繁荣。
五月至今，本版推出“北上·文艺记”专栏，相继呈现深度访谈《文隽——拍好片要懂民情，要跑菜市场》《曹诚渊：现代舞拓荒者》《怪才林奕华北上十年遇知音》《陈可辛——一个香港导演的适者生存哲学》《徐锦江——重拾画笔归来，这条路走对了》《马家辉——香港“贱嘴马”游走内地文坛》《林玉芬——东棉花胡同走来香港女生》《陈宝华——想写好剧本要把自己当本地人》《莫华伦——内地耕耘十载升级“莫导演”》。
此篇吴思远访谈，是为“北上·文艺记”收官。砥砺前行，内地与香港的文化领域融合携手，仍将继续，期待更多后来人续写光辉岁月之传奇变幻。那时，我们再去探寻那些不一样的人生况味。（袁云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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