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1年，霍普金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老师讲课时说：“细胞凋亡领域已经开始发展了，其中有一系列生命科学的重大问题，你们应该关注一下。细胞生长已经被研究了许多年，但研究凋亡的人还很少。其实，凋亡与生长一样重要。”
不理解？我喜欢看历史片、读历史书。 Q：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不吐不快？ A：年青人该做诚实的学问、做正直的人，不要急功近利。过分看重应用，其实扼杀了一部分人的创造力。我觉得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，应该有一个学术环境，让一些年轻人真正有创见地做一些工作。 Q：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，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？ A：当然会有影响，在国外有破产的科研基金，但我认识的朋友……还没听说谁受冲击。另外，金融风暴对国内引进人才，更可能产生好的影响。 Q：你觉得当今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？ A：没有理想，缺乏精神支柱。 Q:你如何理解“青年领袖”一词？在世的人当中，你最钦佩的是谁？ A：我觉得领袖应该不仅是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，而是可以影响一些人，引起大家共鸣的人。 有些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，我会佩服，但不会崇拜。当然，如果一定要找的话，可能是父亲。 Q：责任和个人自由，更看重哪个？ A：我对责任可能看得更重一点。“无私奉献”这个词，我从来不要求自己这样，也不要求周围的人这样。对个人利益的追求，跟对这个国家、对社会的贡献，是可以放在一起的。 没错，在中国，一个好的政治家对国家的影响大于科学家。但从长期、从更广泛的地域来看，真正好的科学家产生的影响，比政治家要持久得多，比如牛顿，比如爱因斯坦。 Q：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？ A：这个要看情况。比如我每天早上8点钟起床，通过电话给身在美国的儿子和女儿讲个故事，那边刚好晚上8点。那时候，哄他们睡觉最重要。 Q：你觉得自己幸福吗？有没有不安？最大的担忧是什么？ A：日子过得还行，很充实。不安？当然有。最大的担忧永远是力不从心。 施一公 1967年生， 1990年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。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。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。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，时年36岁，是该校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8年回国任教。 36岁，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；40岁，拿到终身讲席教授。在清华园，他被亲切地戏称为“大牛”。在放弃了海外名校的高薪和荣誉后，这位世界顶尖级科学家最终回母校效力施一公记得，那是自己第一次听说关于“细胞凋亡”的研究。
高等生物的一个显著特征，就是它们具有一定的寿命，这种特征延伸到每个机体的细胞，因而，每个细胞的增殖和分裂受到严格的调控。细胞凋亡，就是程序性的细胞死亡。在生物发育过程中，某些细胞必须死亡——紧缩，破碎成膜包围的小段，被周围的细胞吞噬、清除。高等真核生物都有一套特有的严格程序专门负责引导这些细胞自杀。
丧失了这种凋亡机制，普通细胞就变成了癌细胞。它们在不恰当的地方增长，无限制地增殖，这种“永生化”的细胞对整个个体来说是致命的。博士后时，导师是研究癌症的，主要在研究“癌症抑制因子”。缺少这个因子便很容易引发癌症。比如：p53基因，“平均每两个癌症患者中便有一人缺少正常的p53蛋白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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